明朝末年中國醫生已明白瘟疫原理:空氣傳播微生物、人畜患病不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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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原標題:明朝末年中國醫生已明白瘟疫原理:空氣傳播微生物、人畜患病不同

原標題:明朝末年中國醫生已明白瘟疫原理:空氣傳播微生物、人畜患病不同

明朝末年中國醫生已明白瘟疫原理:空氣傳播微生物、人畜患病不同

自從人類開始定居,瘟疫就如同附骨之疽不斷糾纏人類,而且越是人口眾多、越是文明發達的地區,瘟疫流行的次數和頻率也就越高。中國作為文明古國,跟瘟疫周旋了數千年,產生了一大批關於瘟疫的觀點和理論,尤其以明末的吳又可提出的「雜氣說」為集大成者。

明朝末年中國醫生已明白瘟疫原理:空氣傳播微生物、人畜患病不同

吳又可的「雜氣說」,早在微生物學出現之前,就大膽地提出了傳染病來自人體之外的「雜氣」,而人之間會因為「雜氣」的交換,通過口鼻患病,實事求是地說,吳又可的理論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和思想貢獻。

中國古代的「疫」與「瘟」

中國古代將傳染病稱為「瘟疫」,從詞源發展上說,先有「疫」,後有「瘟」。

甲骨文和金文中均無「疫」字,這並不表示商周之際沒有大規模的傳染病,當時因為人口較少,且爆發次數較少,所以人們對瘟疫的認識並不深刻。到了戰國時期,人口增加,傳染病開始大規模流行,於是在《墨子·兼愛下》中就出現了「疫」字:「今歲有癘疫,萬民多有勤苦凍餒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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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書於西漢的《禮記》,也在《月令》篇中提到了「疫」:「行秋令,則民大疫。」東漢時期,由於傳染病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,於是《說文》中專門解釋了「疫」——「疫,民皆疾也。」

《說文》中有「疫」,但沒有「瘟」,是因為「疫」字就可以籠統指稱傳染病,而到了東漢末年,劉熙所著的《釋名》中出現了「注病」,所謂「注病」,即「一人死一人復得,氣相灌注也」,顯然就是指急性傳染病

急性傳染病的流行,使得「疫」字無法概括所有傳染病的形式,於是「瘟」字就出現了,成書於東晉的《抱朴子·內篇微旨》記載「經瘟疫則不畏」。也就是從這時起,古人傳染病為「溫病」,「溫」與「瘟」其實是一個字。「溫病」的意思有兩個:一是指發病原因——「溫氣」外侵;二是指患病癥狀——身體發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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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詞源來分析,「疫」側重傳染病流行的特點,而「瘟」強調人因「溫氣」外侵而患病,且具有發熱體征。所以,在中國文化中,瘟疫就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,身體發熱的傳染病,可以說中國瘟疫概念基本上總結了傳染病的特點。

中國古代對瘟疫的研究

秦漢至宋元時期

秦漢之際,中國人口進入一個快速增長期,因此瘟疫也開始頻繁出現。

成書於秦漢的《黃帝內經》專門研究了「疫病」,書中指出「疫」的共同特徵:「余聞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。」另外,《素問》篇判斷了「疫」的爆發原因是天氣——「冬傷於寒,春必溫病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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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秦漢時期人們對瘟疫多有研究,但仍然無法制止這種傳染病的流行,比如王充在《論衡·命義》中說「溫氣癘疫,千戶滅門」。曹植也在《說疫氣》中記錄了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爆發的一場大瘟疫:「家家有殭屍之痛,室室有號泣之哀。或闔戶而殪,或覆族而喪。」

由於瘟疫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,古人傳染病十分恐懼,所以對待瘟疫的態度十分決絕,比如在《大戴禮記》中,古人提出的「休妻」的「七出」中,就有妻子患「惡疾」一項,這種「惡疾」並非一般疾病,而是有傳染性的疫病。因為害怕傳染眾人,無法參與家族祭祀,所以才規定有「惡疾」的妻子可以休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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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書於北宋的《太平御覽》是一部百科全書,在《養生要術》篇中,就記載了古人防治「瘟疫」的一種方法:臘夜持椒卧井傍,勿與人言,投於井中,除瘟疫

明清時期

明清兩代由於玉米、馬鈴薯和番薯等高產量糧食作物的傳入,中國人口快速增長,與之相應的是瘟疫也頻繁爆發。據統計,有明一代276年間,共發生大規模傳染病64次,而清代國祚295年,瘟疫出現了74次。比如道光年間爆發的一場瘟疫,據汪期蓮《瘟疫彙編》記載,當時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,凡入人家,必有患瘟而死亡者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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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際,由於人口增長與城市化發展,很多人聚集在村鎮和城市瘟疫一旦出現,必然造成巨大的損失,於是中國人在結合古代醫學典籍,如《黃帝內經》《傷寒論》等著作的基礎上,通過防治瘟疫的實踐,逐漸形成了「溫病學說」。

「溫病學說」在明清交替之際成形,明末醫生吳又可的《溫疫論》既是「溫病學說」的理論源泉,也是中國第一部關於治療傳染病的專著,對醫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。

吳又可與「雜氣說」

吳又可,原名吳有性,字又可。他生活於明朝末年,當時正是瘟疫頻繁爆發的時期,崇禎四年(公元1631年),華中和華東地區疫病爆發,吳又可深入疫區,通過在一線接觸和治療瘟疫,獲得了大量資料,並以此為基礎,於崇禎十五年(公元1642年)完成了《溫疫論》一書。《溫疫論》首先思考了傳染病的起源,吳又可認為「雜氣」是造成瘟疫的罪魁禍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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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雜氣」說

吳又可否定了古代關於瘟疫的種種解釋,尤其是《黃帝內經》判斷瘟疫是「冬傷於寒、至春為溫病」。他在《溫疫論》一開始就提綱挈領地表示:「夫溫疫之為病,非風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濕,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。」他把這種「異氣」叫做「雜氣」,並撰寫《雜氣論》《原病》等專篇詳加論述。

吳又可認為傳染病有不同種類,不同等而視之,雖然患病原因都可稱「雜氣」,但雜氣之中又分不同氣,所以,某些病只傳染特定動物而不傳染於人,傳染人的病也不一定傳染動物。

他在《論氣所傷不同》篇說:「牛病而羊不病,雞病而鴨不病,人病而禽獸不病」,從這裡我們能看出,吳又可已經區分了傳染源,跨出了防治瘟疫的一大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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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究其所傷不同,因其氣各異也,知其氣各異,故謂之雜氣。」在這裡,吳又可又總結了傳染病的一般特徵:患病各異,以傳染為共同表現。然後,在「雜氣說」的基礎上,吳又可提出了一整套關於傳染病的理論。

第一、瘟疫來源

吳又可推翻了前人關於瘟疫跟季節有關的論斷,提出了疫病的病因是「感天地之異氣」,所謂「異氣」,就是他發明的雜氣,而雜氣,就是充滿了微生物的空氣,在病毒學和細菌學出現之前,吳又可對瘟疫來源的認識是極為準確的。

第二、瘟疫傳播途徑

吳又可通過《溫疫論》分析了瘟疫的傳播途徑,他認為瘟疫傳播有兩個途徑,即「天受」及「傳染」。所謂「天受」,是指看不見的空氣傳播疾病,而「傳染」指的是病患與其他人的接觸導致疾病傳播。吳又可說「凡人口鼻通乎天氣」,所以「邪自口鼻而入」,從這一點上看,他明確發現了病毒和細菌是通過呼吸道進行傳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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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、瘟疫防治方法

經過大量實踐,吳又可在《溫疫論》中提出了許多防治瘟疫的方法,除了外力作用,他尤其重視人體自身的免疫力作用。吳又可認為「本氣充滿,邪不可入」:如果人體抵抗力強,即使接觸傳染源,也未必發病。這與現代醫學的觀點不謀而合。

總之,吳又可的「雜氣說」,以及其著作《溫疫論》將中國古代防控瘟疫的思想和理論提到了新高度,對後世的影響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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瘟疫與歷史

中國作為文明古國,城市發展水平一直很高,不管是農村還是城鎮,始終保持著大量人口,社會繁榮帶來的一個負面作用,就是古代瘟疫的傳播和蔓延。中國先民通過防治瘟疫,摸索出了一套樸素的醫學理論,而明末吳又可的「雜氣說」和《溫疫論》,將這種樸素的醫學理論系統化、理論化、專門化,是中國文化寶貴的精神財富,即便放在現代醫學環境中,它們仍然有積極的借鑒作用。

參考資料:

中國防疫史》鄧鐵濤

《中國醫學史》甄志亞

《溫疫論》吳又可

《瘟疫彙編》汪期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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